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2019-10-08 11:10

天启四年夏天,福建沿海一带并不比辽东太平。

荷兰在澳门开辟东方市场,遭到葡萄牙人打击,转而派兵入侵澎湖列岛,试图迫使明朝政府开放门户,双方冲突一触即发。

祖籍泉州的闽商领袖李旦,自告奋勇前往荷兰军中充当调停人,化解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福建当局之间的争端。李旦周旋于两国身边谈判时,身边有个翻译负责与荷兰人交谈,叫做郑芝龙。

李旦左右逢源,经过其劝说,明朝同意对荷兰开放部分贸易,准许闽商与荷兰人互市,而荷兰人则暂时退至台湾岛另谋出路。

李旦,是一个亦盗亦商的福建海商,常在菲律宾、日本等地贸易,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,洋人称他为“Captain China”,特别霸气。

李旦死后,郑芝龙接管其主要生意,建立起自己的海上王国。三十多年后,正是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出兵横渡台湾海峡,驱逐荷兰军队,收复台湾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海滨风光。

海者,闽人之田。

明清时期,富有冒险精神的福建海商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下奋起反抗,纵横中国东南沿海,以及东亚、东南亚各地港埠,形成一个久盛不衰的商人集团。

有学者认为,“从 16世纪到 19 世纪初的亚洲海域,似乎确曾存在过一个虚拟的福建人的海上商业帝国”。

1

《山海经》云:“闽在海中。”

中国各大商帮都有自己的特色,晋商以票号发家致富,徽商靠盐业赖以生存,闽商崛起的关键,在于海洋。

唐宋以后,随着经济重心南移,依山傍海的福建地少人多。许多福建人光靠农业已经难以为生,在一些地方形成了“女耕男商”、“儒商并重”的独有文化,女性留在家中耕作,男性到外地经商谋生。

时人称,当地“丈夫子生已及弁,往往废著鬻财,贾行遍郡国,北贾燕,南贾吴,东贾粤,西贾巴蜀,或冲风突浪,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”。

闽商的对外贸易条件并不优越。在中国的东南黄金海岸线上,福建不像广东,珠江口正对着南海,有南亚、西亚商船穿过马六甲纷至沓来。福建也不如浙江宁波,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,每年有大批日本、朝鲜商品伴随东北季风而来。

广东、浙江商人可在自己的码头收购海外商品,而闽商更多是靠出海贸易。

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,宋代福建“漳、泉、福、兴化,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,乃自备财力,兴贩牟利而已”,无论是豪商巨贾,还是平民百姓,纷纷造船下海经商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泉州开元寺。

宋朝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后,泉州港风樯鳞集,海舶穿梭,取代广州成为宋元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,一跃成为东方第一大港。

有一次,大食商人蒲罗辛运载乳香到泉州,仅官府抽解得30万缗。如此天文数字,在泉州早已是司空见惯。

由于闽商众多,宋朝还特别规定,福建人要经营对高丽的海上贸易,必须拥有3000贯以上资产,并至少拥有两艘帆船,可见当时闽商之富裕。

宋元以后,闽商的海外贸易网络遍布亚洲,东起日本长崎,西至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,日后更是延伸至南北美洲。

新航路开辟之后,当葡萄牙人、荷兰人和英国人陆续来到东南亚时,他们发现,福建商人已经领先他们几个世纪,甚至各地的贸易市场实际上也由闽商所控制。

2

古代闽商出海,为了等待季候风返航,常寓居异国他乡,甚至久居数年,在当地娶妻生子,繁衍后代。

闽商船队中有时还载有科举落榜的书生、刑满释放的罪犯,或是朝廷的底层小吏。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人侨居海外,久而久之,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海外移民,深刻影响东南亚各国历史。

11世纪初,侨居在越南的闽商后代李公蕴,在内乱中被推上王位,成为越南李朝的开国君主。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,之后不少下海的闽人应邀在当地为官。

有一个叫徐百祥的读书人,在科举考试中屡屡落第,特意跑到越南谋求下岗再就业,上书说:“大王先世本闽人,闻今交趾公卿贵人多闽人也。百祥才略不在人后,而不用于中国,愿得佐大王下风。”

到了13世纪,越南陈朝的开国国王陈煚,也是一个福建人,在位期间还曾抵御蒙古人的入侵。

经学者考证,李公蕴和陈煚祖籍都为泉州安海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福建土楼。

南宋淳熙年间,下海经商的泉州人王元懋堪称华侨中的传奇。

王元懋年少时在一座清真寺学了一点儿外语,就跟马云当年在杭州办英语角似的,对海外各国略有了解。尤其是在听了一门叫“南蕃诸国书”的课程后,他对南洋各国充满向往,一激动下跟着老乡们出海,走上人生巅峰。

由于王元懋精通中文和占婆语,又能说会道,到了占城做生意,颇得国王器重,国王还把一位公主嫁给他为妻。

在国外住了十年后,“海归商人”王元懋带着公主和万贯家财,衣锦还乡。

有钱能使鬼推磨,据南宋洪迈《夷坚传》记载,王元懋回国后,以带回来的财富为资本,组织了大批福建乡亲出海贸易,成为当时的泉州首富,朝廷高官还主动跟他攀亲戚,可谓显赫一时。

可见,闽商四海为家,自古就有侨居海外的习惯。有人说,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建人,凡有福建人的地方就有妈祖。直到清末,广东籍华侨才超过福建人。

民国时,历史学者张星烺曾造访早已不复昔日辉煌的泉州,他发现很多当地人“亦不知,今日尚能维持不致如邯郸、洛阳之凄凉者,南洋华侨不忘故乡之力也”。

据统计, 福建现有海外华侨1100 多万人,分布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;闽籍的港澳同胞约 120多万人,闽籍台胞大约也有几百万人。

3

三分天注定,七分靠打拼。不认命,就是闽商的命。

明初,朱元璋一度实行海禁,推行官方朝贡贸易,禁止“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”,“禁民间用番香、番货”。即便如此,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,还是以福建为大本营,不得不依仗闽人先进的航海技术。

同时,朝廷加强对福建的统治,整顿军备,大规模设置卫所、水寨,既为扼制倭寇入侵,也为镇压私自出海的闽商。

然而并没有什么用。

在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下,亦盗亦商的闽商从未禁绝“通海”行为,反而频频爆发反抗事件,所谓“海禁愈严,贼伙愈盛”,“市通则寇转为商,市禁则商转为盗”。

他们或劫掠,或经商,通过经营明令禁止的私人海上贸易,斗志昂扬地走向世界,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佼佼者,在海洋文化退却的时代捍卫中国海权。

有明一代,福建“豪门巨室,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”,“濒海大姓私造舰,岁出诸番市易”,其中以漳州、泉州二府商人最为活跃。

漳州的月港,成为走私商贩集聚的一大都会,船舶趋风扬帆,“珠玑、犀牙、玳瑁、香、布之属辐辏”,极为繁华,被誉为“小苏杭”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闽商主要活动据点。

海禁时期,一些胆大妄为的闽商将船只开到海上进行贸易,一旦被发现就和官兵拔刀相向,因此涌现了不少武装海商集团。

明嘉靖年间,徽州人汪直属下的海盗集团,其大部分成员是福建海商。汪直被朝廷斩首后,他们继续在福建和粤东一带沿海地区经营走私贸易。

明代海盗较为出名的还有明初的漳州人严启盛。

据《明实录》记载,景泰三年,海商严启盛带领下属偷渡海外贸易,被漳州府逮捕入狱,以“通番”罪判处死刑。

严启盛背后的合伙人郑孔目是漳州掌管刑狱的官吏,多次为哥们儿通风报信。在严启盛被捕后,郑孔目担心受牵连,索性一不做二不休,攻破漳州监狱,与严启盛下海为盗。

严启盛越狱后,率众抵抗官兵追捕,俘虏了都指挥佥事王雄,袭杀了另一个都指挥佥事杜信,横行福建、广东沿海数年。

在明朝大军的追击下,严启盛集团南下香山,攻下香山守御千户所。最终在广东沿海被明军消灭,严启盛兵败被俘。

历史学者徐晓望认为,严启盛在香山外海招引番商、经营走私贸易的这段时间,已使该地成为一个初步繁荣的港口,奠定了澳门兴起的根源。一个逆天而行的闽商头目,就这样开启了一个传奇港口。

闽商对海上走私贸易的垄断,从嘉靖二十八年的走马溪事件中也可见一斑。

当时,倭寇猖獗,海禁愈严,一些葡萄牙人无法在九龙江江口与中国通商,于是私自来到诏安走马溪一带走私,漳州商人暗地里与他们交易。

时任浙江巡抚、抗倭名将朱纨,受命兼管福建福、兴、建宁、漳、泉等处海道、提督军务,朝廷专门派他来打击沿海走私贸易。

朱纨得知消息,迅速派福建海防副使柯乔和都指挥使卢镗带兵镇压走马溪走私,捕获葡萄牙人以及与他们交易的96名走私犯人。

这96名犯人本来罪不至死,可柯乔和卢镗却趁机吞没他们的财产,将犯人全部处死,福建人一时大哗。

朱纨摊上大事了。

正如《明史》记载:“闽人资衣食于海,骤失重利,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,欲沮坏之。”朝中闽籍官员纷纷上书弹劾,指责朱纨滥杀无辜。于是,朝廷将朱纨罢免,命其还籍听候调查。

闽人对朱纨恨之入骨。经过朝廷审理,朱纨、柯乔和卢镗都以擅杀之罪被定为死罪。按照明朝制度,初步拟定的死罪一般可以减免,待罪官员往往可以立功赎罪,后来柯、卢二人也都顺利复职。

可朱纨认为自己得罪了福建的官绅,难逃一死,竟在家中吞药自杀,临终前悲愤叹道:“去外国盗易,去中国盗难;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,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!”

朱纨死后百年间,多有人为其喊冤。可明末的徐光启评论道,朱纨清正刚果,冤则冤矣,但他处理此事未得其要领,未尽合事宜。

徐光启知道,闽商贸易之潮流势不可挡。

4

闽商虽极富反抗精神,关键时刻也为朝廷所用。

明末清初,福建众多势力庞大的海商、海盗集团纵横海上,以郑芝龙为首的“十八芝”,在吞并李旦、颜思齐、刘香等海商集团后发展壮大,独揽东南海贸易大权。

郑芝龙出生于泉州,当地“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”。郑芝龙受家乡风俗影响,年少时就浪迹江湖,到澳门随舅舅学做生意。后来到日本经商,娶当地女子为妻,生子郑森,即郑成功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史书虽记载郑成功之母姓田川,但他外公翁笠皇其实是寓居日本的泉州人,而非日本人,只因定居日本才改姓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郑成功画像。

郑芝龙回国后下海为“盗”,其集团鼎盛时期,以福建安海为大本营,拥兵数万,船700艘,“城外市镇繁华,贸易丛集,不亚于省城”。

郑芝龙富可敌国,兵力强盛,闻名海内外。安海商人在海外的闽商群体中素有声望,再加上郑芝龙声名显赫,马尼拉的华人富商一度被称为安海人。

荷兰人曾统计,当时中国人一年自中国输出丝织品及其他价值黄金45吨以上的货品,其中三分之二为一官及其盟党所有。

崇祯元年,晚明动荡之际,郑芝龙在军力完全占优势的情况下接受明朝招安。此前一年,他的船队曾攻打厦门港,将明朝福建水师的“九十余只兵船付之一炬”。

接受招抚后,郑芝龙被授为福建防海游击,成为明朝的水师军官,其部下也成为福建水师主力,并在清军入关后,随南明朝廷参与抗清斗争。

1645年,南京弘光政权覆灭后,郑芝龙兄弟在福州奉唐王朱聿键为帝,改年号隆武,郑芝龙被封为南安侯。隆武政权本质上是一个由福建海商和士大夫共同拥护的政权。

一开始,郑芝龙还很有上进心,说:“以今日较之,我从福建统兵恢复,直至燕都,功亦不在徐达下。”

郑芝龙若是从一而终,也不失为明朝忠臣,他却在与隆武政权合作破裂后选择降清,由此留下骂名。

关于郑芝龙降清的原因,有人说是因为隆武朝廷的文武之争,有人说是因为隆武帝对他的猜忌。

徐晓望等学者则认为,隆武政权与郑芝龙的战略分歧不是偶然。郑芝龙是福建海商阶层代表,无论如何也要留隆武帝在福建。隆武帝却发布五路出兵的计划,要以亲征之名离开福建,将郑芝龙留在福州,以此摆脱闽商的控制。

在对隆武帝失望后,两面投机的郑芝龙谋求与清朝合作。清军进军福建后,清朝主持南方军务的统帅博洛,以闽粤总督为诱饵,招降郑芝龙。

郑芝龙得信大喜,率500骑兵到清军营中,与博洛折箭为誓,痛饮三日。第三日半夜,博洛突然派人将郑芝龙挟持北上。清廷食言,没给郑芝龙任何实职,15年后将他处死于柴市口。

郑芝龙大节有亏,可他被挟持入京后,其部下反而更加坚定抗清,福建海商的反清大旗传到了其子郑成功手中。

5

朱聿键称帝时,郑芝龙带着年仅20岁的郑森晋见隆武帝。隆武帝抚郑森之背,说:“惜无一女配卿,卿当尽忠吾家,无相忘也。”赐姓朱,改名成功。

郑成功抗清,一方面有国恨家仇的政治因素。

郑成功青年时代曾入南京国子监读书,拜大儒钱谦益为师,可说是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,深知民族大义。虽说他的老师很不厚道地降清了,但好歹也曾暗中支持复明。

就在郑芝龙降清当年,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在清军袭击安海时惨遭奸污,愤而自杀,郑成功大怒,誓与清朝不共戴天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厦门郑成功雕像 。

另一方面,郑成功抗清也有代表福建海商的经济因素。

郑成功继承其父留下的商业帝国后,兵员一度发展到一、二十万。他以厦门为根据地,每年派遣船队前往日本、台湾及东南亚各地进行贸易,实际上垄断了整个闽粤沿海的海上贸易。

在郑氏海商集团覆灭之前,清政府采取海禁迁界政策,迫使东南沿海各省百姓从沿岸地区内撤30 里,片板不许下海。

可这一举措,反而让郑氏家族获取了更多利润,持有郑氏发放牌照的福建商船大量出现在东亚和东南亚,用中国的丝绸和金锭,换取暹罗的大米,频繁光顾长崎、柬埔寨、北大年、六坤和巴达维亚等贸易口岸。

闽商,路子就是这么野。

1658年,郑成功北伐失利,仅率数万残兵退回厦门,逐渐心生收复台湾作为根据地的想法,而郑成功击败荷兰人的计策,出自一个闽商之手,这个人叫何斌。

何斌原本代表割占台湾的荷兰人与郑成功交涉,达成协议:当时在厦门与台湾贸易的船只,由何斌代为收税。如此,何斌有利可图,郑成功也可以得到更多税收,何乐而不为。

荷兰人发现后,就不乐意了,给何斌罚很重的款,直接把人家玩破产了。何斌心中生恨,暗地里派人测量鹿耳门水道,逃到厦门,向郑成功献计,劝他收复台湾。

顺治十八年,郑成功在厦门誓师,调集军队出兵台南,于次年驱逐荷兰人,成功收复中国领土台湾。荷兰人向郑成功上缴东印度公司财产41.7万荷兰盾以及火炮等武器。

郑成功于当年不幸染病去世,此后明郑政权割据台湾,与清朝对抗20余年,直到康熙二十二年,清朝统一台湾。

6

清朝统一台湾后,一度开放海禁,以航海为主业的闽商凭借船只为津梁,远航中国沿海各港以及东亚、东南亚的港口,建立庞大的商业网络。

福建的白糖、建绢、漳绒、纸伞、武夷茶、德化白瓷,都是对外贸易的热销商品,可获利数倍甚至数十倍。

清政府在厦门设立海关,福建的贸易中心由月港转移至厦门。清代前,厦门人口不足万户,到道光年间已增至14万户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厦门鼓浪屿。

在发展商业活动的同时,清廷还促成福建商民向台湾移民,到道光年间,台湾全岛人口已达200余万人,其中多为福建漳、泉二府人。直到今日,台湾通行的方言,还是闽南话。

好景不长,乾隆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后,福建沿海港口萧条,闽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。

根据史学家傅衣凌先生所搜集史料,从乾隆二十二年,到嘉庆十八年,只有6艘吕宋商船到厦门贸易。

鸦片战争后,本以垄断出口贸易为盈利来源的闽商更是雪上加霜。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强大,大量倾销商品,冲击中国市场。清廷对海商贸易加大管制,实行沉重的厘金制度,在太平天国、捻军、甲午战争、庚子事变等战争后加重对国内商人的逼税和逼捐,闽商更加不堪重负。

作为传统商帮的闽商,逐渐成为历史,一个无形的海上商业帝国随风消逝,但与时俱进的福建商人从未退出历史舞台。

近代以来,大量移居海外的福建华侨始终不忘故乡,将大量财富汇寄回乡,投资家乡建设。在辛亥革命、抗日战争等求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,经商有方的福建海外华侨踊跃捐款,甚至亲自投身其中。

抗战时期,以“橡胶大王”陈嘉庚、“木材大王”李清泉、“万金油大王”胡文虎等为代表的300多万福建旅外华侨,全力支援祖国,捐赠数额尤巨。共捐献飞机217架、汽车500辆、救护车千辆、坦克27辆、大米一万包、寒衣30万件、奎宁丸5000万粒等抗战物资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1940年,陈嘉庚等爱国华侨慰问抗战军民。

1978年改革开放后,泉州商人创造了多个知名民营品牌,在全国鞋服、建材、房地产、茶叶等市场占据相当大的份额,晋江更是中国最大的“鞋城”。

福州商人多集中于沿海的福清、长乐、连江等县,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。不久前凭借《美国工厂》刷屏的福清人曹德旺,其旗下公司占据全国汽车玻璃市场半壁江山。

莆田商人以家族式、集团化发展,几乎控制了全国的民营医院与木材市场。

世界潮流浩浩汤汤,历史车轮滚滚向前,古老的闽商,依旧走在时代的前列。

参考文献:

[清]张廷玉:《明史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

徐晓望:《闽商发展史:总论卷》,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

罗肇前等:《闽商发展史:总论卷》,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

张海鹏、张海瀛:《中国十大商帮》,黄山书社1993年版

钱江:《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》,海交史研究2011年02期

天启四年夏天,福建沿海一带并不比辽东太平。

荷兰在澳门开辟东方市场,遭到葡萄牙人打击,转而派兵入侵澎湖列岛,试图迫使明朝政府开放门户,双方冲突一触即发。

祖籍泉州的闽商领袖李旦,自告奋勇前往荷兰军中充当调停人,化解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福建当局之间的争端。李旦周旋于两国身边谈判时,身边有个翻译负责与荷兰人交谈,叫做郑芝龙。

李旦左右逢源,经过其劝说,明朝同意对荷兰开放部分贸易,准许闽商与荷兰人互市,而荷兰人则暂时退至台湾岛另谋出路。

李旦,是一个亦盗亦商的福建海商,常在菲律宾、日本等地贸易,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,洋人称他为“Captain China”,特别霸气。

李旦死后,郑芝龙接管其主要生意,建立起自己的海上王国。三十多年后,正是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出兵横渡台湾海峡,驱逐荷兰军队,收复台湾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海滨风光。

海者,闽人之田。

明清时期,富有冒险精神的福建海商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下奋起反抗,纵横中国东南沿海,以及东亚、东南亚各地港埠,形成一个久盛不衰的商人集团。

有学者认为,“从 16世纪到 19 世纪初的亚洲海域,似乎确曾存在过一个虚拟的福建人的海上商业帝国”。

《山海经》云:“闽在海中。”

中国各大商帮都有自己的特色,晋商以票号发家致富,徽商靠盐业赖以生存,闽商崛起的关键,在于海洋。

唐宋以后,随着经济重心南移,依山傍海的福建地少人多。许多福建人光靠农业已经难以为生,在一些地方形成了“女耕男商”、“儒商并重”的独有文化,女性留在家中耕作,男性到外地经商谋生。

时人称,当地“丈夫子生已及弁,往往废著鬻财,贾行遍郡国,北贾燕,南贾吴,东贾粤,西贾巴蜀,或冲风突浪,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”。

闽商的对外贸易条件并不优越。在中国的东南黄金海岸线上,福建不像广东,珠江口正对着南海,有南亚、西亚商船穿过马六甲纷至沓来。福建也不如浙江宁波,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,每年有大批日本、朝鲜商品伴随东北季风而来。

广东、浙江商人可在自己的码头收购海外商品,而闽商更多是靠出海贸易。

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,宋代福建“漳、泉、福、兴化,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,乃自备财力,兴贩牟利而已”,无论是豪商巨贾,还是平民百姓,纷纷造船下海经商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泉州开元寺。

宋朝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后,泉州港风樯鳞集,海舶穿梭,取代广州成为宋元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,一跃成为东方第一大港。

有一次,大食商人蒲罗辛运载乳香到泉州,仅官府抽解得30万缗。如此天文数字,在泉州早已是司空见惯。

由于闽商众多,宋朝还特别规定,福建人要经营对高丽的海上贸易,必须拥有3000贯以上资产,并至少拥有两艘帆船,可见当时闽商之富裕。

宋元以后,闽商的海外贸易网络遍布亚洲,东起日本长崎,西至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,日后更是延伸至南北美洲。

新航路开辟之后,当葡萄牙人、荷兰人和英国人陆续来到东南亚时,他们发现,福建商人已经领先他们几个世纪,甚至各地的贸易市场实际上也由闽商所控制。

古代闽商出海,为了等待季候风返航,常寓居异国他乡,甚至久居数年,在当地娶妻生子,繁衍后代。

闽商船队中有时还载有科举落榜的书生、刑满释放的罪犯,或是朝廷的底层小吏。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人侨居海外,久而久之,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海外移民,深刻影响东南亚各国历史。

11世纪初,侨居在越南的闽商后代李公蕴,在内乱中被推上王位,成为越南李朝的开国君主。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,之后不少下海的闽人应邀在当地为官。

有一个叫徐百祥的读书人,在科举考试中屡屡落第,特意跑到越南谋求下岗再就业,上书说:“大王先世本闽人,闻今交趾公卿贵人多闽人也。百祥才略不在人后,而不用于中国,愿得佐大王下风。”

到了13世纪,越南陈朝的开国国王陈煚,也是一个福建人,在位期间还曾抵御蒙古人的入侵。

经学者考证,李公蕴和陈煚祖籍都为泉州安海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福建土楼。

南宋淳熙年间,下海经商的泉州人王元懋堪称华侨中的传奇。

王元懋年少时在一座清真寺学了一点儿外语,就跟马云当年在杭州办英语角似的,对海外各国略有了解。尤其是在听了一门叫“南蕃诸国书”的课程后,他对南洋各国充满向往,一激动下跟着老乡们出海,走上人生巅峰。

由于王元懋精通中文和占婆语,又能说会道,到了占城做生意,颇得国王器重,国王还把一位公主嫁给他为妻。

在国外住了十年后,“海归商人”王元懋带着公主和万贯家财,衣锦还乡。

有钱能使鬼推磨,据南宋洪迈《夷坚传》记载,王元懋回国后,以带回来的财富为资本,组织了大批福建乡亲出海贸易,成为当时的泉州首富,朝廷高官还主动跟他攀亲戚,可谓显赫一时。

可见,闽商四海为家,自古就有侨居海外的习惯。有人说,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建人,凡有福建人的地方就有妈祖。直到清末,广东籍华侨才超过福建人。

民国时,历史学者张星烺曾造访早已不复昔日辉煌的泉州,他发现很多当地人“亦不知,今日尚能维持不致如邯郸、洛阳之凄凉者,南洋华侨不忘故乡之力也”。

据统计, 福建现有海外华侨1100 多万人,分布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;闽籍的港澳同胞约 120多万人,闽籍台胞大约也有几百万人。

三分天注定,七分靠打拼。不认命,就是闽商的命。

明初,朱元璋一度实行海禁,推行官方朝贡贸易,禁止“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”,“禁民间用番香、番货”。即便如此,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,还是以福建为大本营,不得不依仗闽人先进的航海技术。

同时,朝廷加强对福建的统治,整顿军备,大规模设置卫所、水寨,既为扼制倭寇入侵,也为镇压私自出海的闽商。

然而并没有什么用。

在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下,亦盗亦商的闽商从未禁绝“通海”行为,反而频频爆发反抗事件,所谓“海禁愈严,贼伙愈盛”,“市通则寇转为商,市禁则商转为盗”。

他们或劫掠,或经商,通过经营明令禁止的私人海上贸易,斗志昂扬地走向世界,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佼佼者,在海洋文化退却的时代捍卫中国海权。

有明一代,福建“豪门巨室,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”,“濒海大姓私造舰,岁出诸番市易”,其中以漳州、泉州二府商人最为活跃。

漳州的月港,成为走私商贩集聚的一大都会,船舶趋风扬帆,“珠玑、犀牙、玳瑁、香、布之属辐辏”,极为繁华,被誉为“小苏杭”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闽商主要活动据点。

海禁时期,一些胆大妄为的闽商将船只开到海上进行贸易,一旦被发现就和官兵拔刀相向,因此涌现了不少武装海商集团。

明嘉靖年间,徽州人汪直属下的海盗集团,其大部分成员是福建海商。汪直被朝廷斩首后,他们继续在福建和粤东一带沿海地区经营走私贸易。

明代海盗较为出名的还有明初的漳州人严启盛。

据《明实录》记载,景泰三年,海商严启盛带领下属偷渡海外贸易,被漳州府逮捕入狱,以“通番”罪判处死刑。

严启盛背后的合伙人郑孔目是漳州掌管刑狱的官吏,多次为哥们儿通风报信。在严启盛被捕后,郑孔目担心受牵连,索性一不做二不休,攻破漳州监狱,与严启盛下海为盗。

严启盛越狱后,率众抵抗官兵追捕,俘虏了都指挥佥事王雄,袭杀了另一个都指挥佥事杜信,横行福建、广东沿海数年。

在明朝大军的追击下,严启盛集团南下香山,攻下香山守御千户所。最终在广东沿海被明军消灭,严启盛兵败被俘。

历史学者徐晓望认为,严启盛在香山外海招引番商、经营走私贸易的这段时间,已使该地成为一个初步繁荣的港口,奠定了澳门兴起的根源。一个逆天而行的闽商头目,就这样开启了一个传奇港口。

闽商对海上走私贸易的垄断,从嘉靖二十八年的走马溪事件中也可见一斑。

当时,倭寇猖獗,海禁愈严,一些葡萄牙人无法在九龙江江口与中国通商,于是私自来到诏安走马溪一带走私,漳州商人暗地里与他们交易。

时任浙江巡抚、抗倭名将朱纨,受命兼管福建福、兴、建宁、漳、泉等处海道、提督军务,朝廷专门派他来打击沿海走私贸易。

朱纨得知消息,迅速派福建海防副使柯乔和都指挥使卢镗带兵镇压走马溪走私,捕获葡萄牙人以及与他们交易的96名走私犯人。

这96名犯人本来罪不至死,可柯乔和卢镗却趁机吞没他们的财产,将犯人全部处死,福建人一时大哗。

朱纨摊上大事了。

正如《明史》记载:“闽人资衣食于海,骤失重利,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,欲沮坏之。”朝中闽籍官员纷纷上书弹劾,指责朱纨滥杀无辜。于是,朝廷将朱纨罢免,命其还籍听候调查。

闽人对朱纨恨之入骨。经过朝廷审理,朱纨、柯乔和卢镗都以擅杀之罪被定为死罪。按照明朝制度,初步拟定的死罪一般可以减免,待罪官员往往可以立功赎罪,后来柯、卢二人也都顺利复职。

可朱纨认为自己得罪了福建的官绅,难逃一死,竟在家中吞药自杀,临终前悲愤叹道:“去外国盗易,去中国盗难;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,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!”

朱纨死后百年间,多有人为其喊冤。可明末的徐光启评论道,朱纨清正刚果,冤则冤矣,但他处理此事未得其要领,未尽合事宜。

徐光启知道,闽商贸易之潮流势不可挡。

闽商虽极富反抗精神,关键时刻也为朝廷所用。

明末清初,福建众多势力庞大的海商、海盗集团纵横海上,以郑芝龙为首的“十八芝”,在吞并李旦、颜思齐、刘香等海商集团后发展壮大,独揽东南海贸易大权。

郑芝龙出生于泉州,当地“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”。郑芝龙受家乡风俗影响,年少时就浪迹江湖,到澳门随舅舅学做生意。后来到日本经商,娶当地女子为妻,生子郑森,即郑成功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史书虽记载郑成功之母姓田川,但他外公翁笠皇其实是寓居日本的泉州人,而非日本人,只因定居日本才改姓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郑成功画像。

郑芝龙回国后下海为“盗”,其集团鼎盛时期,以福建安海为大本营,拥兵数万,船700艘,“城外市镇繁华,贸易丛集,不亚于省城”。

郑芝龙富可敌国,兵力强盛,闻名海内外。安海商人在海外的闽商群体中素有声望,再加上郑芝龙声名显赫,马尼拉的华人富商一度被称为安海人。

荷兰人曾统计,当时中国人一年自中国输出丝织品及其他价值黄金45吨以上的货品,其中三分之二为一官及其盟党所有。

崇祯元年,晚明动荡之际,郑芝龙在军力完全占优势的情况下接受明朝招安。此前一年,他的船队曾攻打厦门港,将明朝福建水师的“九十余只兵船付之一炬”。

接受招抚后,郑芝龙被授为福建防海游击,成为明朝的水师军官,其部下也成为福建水师主力,并在清军入关后,随南明朝廷参与抗清斗争。

1645年,南京弘光政权覆灭后,郑芝龙兄弟在福州奉唐王朱聿键为帝,改年号隆武,郑芝龙被封为南安侯。隆武政权本质上是一个由福建海商和士大夫共同拥护的政权。

一开始,郑芝龙还很有上进心,说:“以今日较之,我从福建统兵恢复,直至燕都,功亦不在徐达下。”

郑芝龙若是从一而终,也不失为明朝忠臣,他却在与隆武政权合作破裂后选择降清,由此留下骂名。

关于郑芝龙降清的原因,有人说是因为隆武朝廷的文武之争,有人说是因为隆武帝对他的猜忌。

徐晓望等学者则认为,隆武政权与郑芝龙的战略分歧不是偶然。郑芝龙是福建海商阶层代表,无论如何也要留隆武帝在福建。隆武帝却发布五路出兵的计划,要以亲征之名离开福建,将郑芝龙留在福州,以此摆脱闽商的控制。

在对隆武帝失望后,两面投机的郑芝龙谋求与清朝合作。清军进军福建后,清朝主持南方军务的统帅博洛,以闽粤总督为诱饵,招降郑芝龙。

郑芝龙得信大喜,率500骑兵到清军营中,与博洛折箭为誓,痛饮三日。第三日半夜,博洛突然派人将郑芝龙挟持北上。清廷食言,没给郑芝龙任何实职,15年后将他处死于柴市口。

郑芝龙大节有亏,可他被挟持入京后,其部下反而更加坚定抗清,福建海商的反清大旗传到了其子郑成功手中。

朱聿键称帝时,郑芝龙带着年仅20岁的郑森晋见隆武帝。隆武帝抚郑森之背,说:“惜无一女配卿,卿当尽忠吾家,无相忘也。”赐姓朱,改名成功。

郑成功抗清,一方面有国恨家仇的政治因素。

郑成功青年时代曾入南京国子监读书,拜大儒钱谦益为师,可说是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,深知民族大义。虽说他的老师很不厚道地降清了,但好歹也曾暗中支持复明。

就在郑芝龙降清当年,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在清军袭击安海时惨遭奸污,愤而自杀,郑成功大怒,誓与清朝不共戴天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厦门郑成功雕像 。

另一方面,郑成功抗清也有代表福建海商的经济因素。

郑成功继承其父留下的商业帝国后,兵员一度发展到一、二十万。他以厦门为根据地,每年派遣船队前往日本、台湾及东南亚各地进行贸易,实际上垄断了整个闽粤沿海的海上贸易。

在郑氏海商集团覆灭之前,清政府采取海禁迁界政策,迫使东南沿海各省百姓从沿岸地区内撤30 里,片板不许下海。

可这一举措,反而让郑氏家族获取了更多利润,持有郑氏发放牌照的福建商船大量出现在东亚和东南亚,用中国的丝绸和金锭,换取暹罗的大米,频繁光顾长崎、柬埔寨、北大年、六坤和巴达维亚等贸易口岸。

闽商,路子就是这么野。

1658年,郑成功北伐失利,仅率数万残兵退回厦门,逐渐心生收复台湾作为根据地的想法,而郑成功击败荷兰人的计策,出自一个闽商之手,这个人叫何斌。

何斌原本代表割占台湾的荷兰人与郑成功交涉,达成协议:当时在厦门与台湾贸易的船只,由何斌代为收税。如此,何斌有利可图,郑成功也可以得到更多税收,何乐而不为。

荷兰人发现后,就不乐意了,给何斌罚很重的款,直接把人家玩破产了。何斌心中生恨,暗地里派人测量鹿耳门水道,逃到厦门,向郑成功献计,劝他收复台湾。

顺治十八年,郑成功在厦门誓师,调集军队出兵台南,于次年驱逐荷兰人,成功收复中国领土台湾。荷兰人向郑成功上缴东印度公司财产41.7万荷兰盾以及火炮等武器。

郑成功于当年不幸染病去世,此后明郑政权割据台湾,与清朝对抗20余年,直到康熙二十二年,清朝统一台湾。

清朝统一台湾后,一度开放海禁,以航海为主业的闽商凭借船只为津梁,远航中国沿海各港以及东亚、东南亚的港口,建立庞大的商业网络。

福建的白糖、建绢、漳绒、纸伞、武夷茶、德化白瓷,都是对外贸易的热销商品,可获利数倍甚至数十倍。

清政府在厦门设立海关,福建的贸易中心由月港转移至厦门。清代前,厦门人口不足万户,到道光年间已增至14万户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厦门鼓浪屿。

在发展商业活动的同时,清廷还促成福建商民向台湾移民,到道光年间,台湾全岛人口已达200余万人,其中多为福建漳、泉二府人。直到今日,台湾通行的方言,还是闽南话。

好景不长,乾隆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后,福建沿海港口萧条,闽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。

根据史学家傅衣凌先生所搜集史料,从乾隆二十二年,到嘉庆十八年,只有6艘吕宋商船到厦门贸易。

鸦片战争后,本以垄断出口贸易为盈利来源的闽商更是雪上加霜。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强大,大量倾销商品,冲击中国市场。清廷对海商贸易加大管制,实行沉重的厘金制度,在太平天国、捻军、甲午战争、庚子事变等战争后加重对国内商人的逼税和逼捐,闽商更加不堪重负。

作为传统商帮的闽商,逐渐成为历史,一个无形的海上商业帝国随风消逝,但与时俱进的福建商人从未退出历史舞台。

近代以来,大量移居海外的福建华侨始终不忘故乡,将大量财富汇寄回乡,投资家乡建设。在辛亥革命、抗日战争等求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,经商有方的福建海外华侨踊跃捐款,甚至亲自投身其中。

抗战时期,以“橡胶大王”陈嘉庚、“木材大王”李清泉、“万金油大王”胡文虎等为代表的300多万福建旅外华侨,全力支援祖国,捐赠数额尤巨。共捐献飞机217架、汽车500辆、救护车千辆、坦克27辆、大米一万包、寒衣30万件、奎宁丸5000万粒等抗战物资。

中国最野商帮:纵横亚洲几百年,缔造海上帝国

▲1940年,陈嘉庚等爱国华侨慰问抗战军民。

1978年改革开放后,泉州商人创造了多个知名民营品牌,在全国鞋服、建材、房地产、茶叶等市场占据相当大的份额,晋江更是中国最大的“鞋城”。

福州商人多集中于沿海的福清、长乐、连江等县,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。不久前凭借《美国工厂》刷屏的福清人曹德旺,其旗下公司占据全国汽车玻璃市场半壁江山。

莆田商人以家族式、集团化发展,几乎控制了全国的民营医院与木材市场。

世界潮流浩浩汤汤,历史车轮滚滚向前,古老的闽商,依旧走在时代的前列。

参考文献:

[清]张廷玉:《明史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

徐晓望:《闽商发展史:总论卷》,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

罗肇前等:《闽商发展史:总论卷》,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

张海鹏、张海瀛:《中国十大商帮》,黄山书社1993年版

钱江:《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》,海交史研究2011年02期

 

QQ客服
阿里采购
点击拨号
凯发娱乐,凯发网址,凯发娱乐网址 QQ 250206374
凯发娱乐-凯发网址-凯发娱乐网址 //www.chichiandme.com 版权所有 ©2011-2016